“不是疼痛的忧伤,空虚、沮丧和悲凉,
令人精神萎靡、窒息、失却激情的忧伤哦,
无法用言语、叹息和泪行,
自然地排遣释放”
——柯尔律治《沮丧》
1826年秋天,一位正值二十岁的英国年轻人,在少年得志的人生路上突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以名状的精神危机。危机令他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之中。他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但是在家里他三岁接受希腊文教育,八岁接受拉丁文教育,十二岁接受逻辑学教育,在同辈人中智力超群,世俗的虚荣心早早就得到满足,甚至满足得过于饱和,荣誉和地位对他似乎都毫无滋味了。可是此时,在弱冠之年,他却感到从未感受过的失落和迷惘。原因是他觉得自己没有幸福感!虽然他所尊崇的人都说,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和悲悯,把为别人、尤其是为人类谋取福祉作为生存目标的感觉才是幸福最伟大、最可靠的源泉。可是他就是无法获得这种感觉。他觉得自己早熟的分析和计算思维给了他毁灭性的影响。这份绵长的沮丧情绪蔓延至这一年的冬天。于是,他读书,他想要靠读浪漫诗人柯尔律治的诗歌和马蒙泰尔的《回忆录》来排解心中的沮丧。当他读到《回忆录》书中小男孩可以成为痛失亲人的家人的一切、可以成为取代家人痛苦的有用之人时,自己突然感动得落泪了。此刻,他曾经有过的信念,为公共利益而行动的信念,重新燃起。不消说,1826年的秋天和冬天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插曲,甚至连外人都无法感知的小小的心理变化,却成了他未来精彩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后来,在他的人生旅程中,我们读到了他的以“为了大多数人幸福为目的”的功利主义思想(不要从汉语字面上误解他的本意),我们看到他为妇女接受教育、为民众能够获得普选权利、为改革英国议会制度而努力奉献的一生。
他就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说了这么长的话,我的意思是说,碰巧的是,我刚好每年都在和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打交道。我不知道我的学生是否经历过穆勒般深度和强度的忧郁,但是我真切地知道,他们对许多美好的信念和目标一定有过犹豫迟疑,一定有摇摆彷徨,一定有过挣扎痛苦。因为来势迅猛的善于功利计算和鲜廉寡耻的暴风骤雨抽打着他们单薄如云的向善之心。爱默生说得好,犹豫迟疑也是上帝的神性显现。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他们相信上帝相信神,而是说他们心中有向善之心的显现,有善良意愿的萌生。在我看来,保住他们尚存的向善之心,恐怕是干我们这一行当的人惟一能做的切实可行之事了。倘能做到,这一行当也算是没有白干。
大学教育的目的,在我看来,就是进一步使学生自觉获得真正强大美好的内在信念。因为自觉获得的这一内在信念深厚坚固,它赋予了学生非常强劲的心理适应弹性(resilience),强劲到足以能够抵御外来的暴风骤雨,减少迷惘失衡,继续向善,直到生命的尽头。我姑且把这类教育实践称为厚生。那么,我们该如何厚生?
我的可能的做法是,在一个似乎人人都要做大家名家、个个摩拳擦掌挽起衣袖、卷起大腿裤管要干大事业的现实中,我倒乐意选择站好区区课堂一隅,认真准备每一堂课,以简单而又充实的行动实践自己的工作伦理和职业道德。在教学的每个细节上,抓住与人性有关或者直指人心善恶的篇章语段,让学生展开坦诚的激辩,摆出理由,呈现个中观点的内在逻辑,然后交由大家公开评判。之后,他们再回去读书,并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参照点思考,或为自己选择的逻辑辩护,或发现自己的逻辑问题。我把我自己阅读过的材料复印给他们参考,力图丰富他们的视野,展示前贤曾经作过的思索,努力使他们的表述更有学理或者事实依据。过段时间,他们当中有人放弃原先的立场,转向另一立场或者观点,这并不要紧;要紧的、也是我最为关注的是,他们的立场要符合公道正义,符合良知,符合向善的社会进步逻辑。由此,他们在将来的日子里,也许会为自己的每一选择和行动做批判的理性的思考,为自己的选择负起最大的责任。说真的,我时常为学生的表达感动,为他们的故事自豪,为他们的视角启发,甚至可以说,我的信念也多少因为他们的诚朴、坚强和美好纯真而有所变化,有所更新。
我一贯把课堂看成是公民素质塑造的场所,把英文系和翻译系的学生看成是未来中国的优秀公民。他们的素质代表了未来一代人的素质。我的目标是,力图培养他们具备富有同情心的道德情操,为什么穆勒、斯密、爱默生这些十九世纪的前贤反反复复强调这一道德品格的重要性?十九世纪的英美经历了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现在,中国社会底层的苦难和贫困是惊人的。如果人失去了这一基本情操,人还能叫人吗?民族社会国家的认同感还会持久吗?孟子的恻隐心其实就是同情,这是人兽差别的标志。记得罗素在谈到自己的三个人生追求时,说到的第三点就是关于人类的苦难。我希望我的学生不要只把目光瞄向陆家嘴写字楼,甘愿做一辈子的白领,我倒希望他们还要看看他们的同侪中国妇女的命运,打工的,被拐卖的,被凌辱的,因贫困而失去幸福机会的……同是女性,命运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女大学生要有这样的抱负,用自己的行动去努力帮助底层的同类人改变命运。我要他们去读打工女诗人郑小琼关于打工妇女的诗歌。那是中国底层妇女血泪的命运史。中国精英大学生的教育,如果少了关注中国底层人民命运这一档,似乎是不完整的。有了这一部分,他们的心也许会更大更宽,也许他们未来的人生要比坐在高档写字楼更加精彩。
做班主任的另一目标就是要努力帮助他们形成独立思想的人格,不要有弓腰说话的依附心理;培养他们民主平等地对待各种观点和意见的作风,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颐指气使的霸道气势;培养他们平等尊重任何社会阶层的人的态度,培养他们形成做事透明公开的健康思维,而不是怀有遮遮隐隐躲在背后耍奸使诈玩太极的龌龊心态。因为只有养成了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理,他们才可能真正走得更远,就像中国文化一样,要走得远,只有靠自身具有符合人性的价值观才能赢得世界的认同,才能具备真正的软实力。我曾经在某期《班主任耕耘录》中说过,学生的健康人格是我班主任工作的中心,是这项工作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圣安德鲁思大学的讲话中也说过,大学不是技校,而是培养合格公民的场所。我要说,未来中国的国家形象就是由我们的学生每一件实际行动和每一样举止行为树立起来的。
结合自己的综合英语和写作教学,我所致力的就是,充分把语词—语句—段落—篇章结构—篇章生成等背后运作的人性、心理和社会文化情境揭橥出来。然后,再回过头来,让他们反思人性和社会文化情景性—篇章结构—段落—语句—语词之间彼此互动的关系。在把握语言使用和人心人性关系,以及人心人性和社会文化语境互动的过程中,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进入个体人物心理和民族时代心理,走进历史的现场和事件的情景,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历史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或虚拟的世界,由此,他们获得多维的认知视角,在结合自己的阅读和经验基础之上,逐渐学会了感悟,学会了对特定情景中的人和事进行揆情度理,逐渐形成自己独到的判断和睿见。年深月久,他们练就剑胆琴心,获得史实史识,树立真善美的参照坐标,成为真正有识见而不是俗见之人,成为格高志远之人,成为内心强大到足以抵御各种庸俗粗鄙的诱惑之人,成为虽头上没有琳琅满目的各种花头巾但却行走坦然自如的人。
班主任工作的另外一个体会就是,教师应该甘愿做小事。这样的群体如果大了,学生才会明白并体会到,大事不是靠几个人语言浮夸捣鼓出来的,而是许多人用点点滴滴的、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汇聚而成。Unsung hero,总要有人甘愿去做。学生在这样的良好氛围中熏陶成长,将来才会脚踏实地地做事。良好的社会,是靠良好的公民用细微的实际行动建设起来的。无良环境,是由假大空的人和事造就。欣慰的是,他们学会了往小处说话,学会了用自己的口说些源于生活和经验的道理,说一些与事实贴近或者与实际情况沾边的话;他们学会了用常识判断身边的小事大事和大师人物。其中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就是基于一个人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对自己身体能量或者精力的分配。他们姑且把它称作“观察人事的二十四小时定律”。违背了这个定律,他们就要对鼓吹中的人和事产生怀疑。他们写作学会了不拾人牙慧或者鹦鹉学舌。我为他们的这些行为感到欣慰。
总之,我和学生一起除了阅读写作,既接触到“他者”的思想世界和思维方式,陶冶了自己的情操和品格,同时也形成了独立的自我思维品格,炼就了英文系翻译系学生必备的基本语言和沟通能力之外,还实现了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养成了内在的、有助于守住向善之心的“真气元气”,这样内在的“真气元气”,有助于他们抵御外在的诸种不良欲望和恶念的侵袭。
在结束短文之时,再重复一遍,厚生者,令其自觉获得内在的真正强大美好信念也。若臻于此,于我而言,便是“尽心尽性”了。